研究中国诗性文化大致离不开三个要素：感悟、思辩和占有资料。感悟是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的路子，比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以思辩方式研究国学、国粹，则可谓当代学术主流，也是不少学人热衷的方式，即换一种话语方式，以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完形心理学等西方文艺思潮作为解释中国诗学与中国诗性文化的工具，条分缕析、细致入微、新见迭出。以资料占有为优势的大概可推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为代表，讲述一个问题，动辄引用几十条中外文资料，博大精深，无所不备。三种方式各有所长，而最佳境界当然应该是融会贯通，三者合流。刘士林先生的《中国诗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就初步具备了这样的特征。换言之，就我们看来，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感悟性、思辩性与资料性的统一。该书既有历时性的整体宏观把握，也有具体作品的感悟分析，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还能够旁引西方大量的理论观点来论证中国诗学的具体问题，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条理线索也相当清楚。更为突出的是他对于中国古代诗学以及文、史、哲材料相当熟悉，甚至一些名言俗语也能够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这就体现了作者潜心于学问的良好学养。
刘士林先生的这部著作在不着意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却实实在在呈现出了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系统性。他从上古“寺”与诗同源、同义为理论前提，指出上古食物分配制度、私有制出现、文明进化与人类异化对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精辟地论证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对于华夏文明的深刻影响，进而详细研究了风、雅、颂、赋、比、兴六艺，由此推演出了中国诗性伦理学的基本历史形态，即原始歌舞：从风诗到比诗；仪式歌舞：从兴诗到赋诗；诗性政治：从雅诗到颂诗。这些显然是创见。刘士林在论证诗性文化的同时，敏感地意识到，诗性主义的生死解脱是儒道墨三家包括后来禅宗和理学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于是有了本书的第四编，具体分析儒学、庄子、禅宗和理学生命伦理学的诗性内涵。
刘士林这本著作行文的优美流畅也是一大特色，这大概得益于三个方面：其一，感受真切，思路清晰；其二，资料熟悉、学养扎实浑厚；其三，对于西方流行的一些理论思潮能够批判地吸收与应用。刘士林在应用“把历史考古学同精神现象相结合的诗学人类学方法；与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相补充的俗语文化学方法；与逻辑分析相并行的精神分析方法；以及思想源流与思想斗争相结合的理论方法”时，丝毫没有生涩艰深的毛病，而是让读者如沐春风，为之神朗气清，这就不仅是一种好的文风，更主要的还是厚实的学养所致。
我们认为该书在观点上有三个突破之处：一个是“诗”“寺”考辩与对于食物分配制度与诗性文化关系的研究；二是在对于儒、墨、道三家学说相互影响的解释中来谈中国诗性文化的内在矛盾及其归宿；三是把对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理论探索推演到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的研究上，进而得出与前人不尽相同的观点。第一点奠定了该书的理论基础，也开拓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的宏大视角；第二点突破了过去传统的儒道互补的模式或者天人合一论，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儒道两家原本失之于简单。韩愈早就讲过：“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全集·读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点是把理论研究落到实处，提供了诗性文化的文本研究范例。
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们认为该书或许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其一，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指出的，由于兴趣和精力所限，省略了原计划撰写的两章内容：《简论法家与名家》和《圣人为腹不为目——墨家生命伦理学的本体分析与诗性内涵》，这对于行文之气或有损伤；其二，该书对于中国历史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的具体时间的论断，似乎还可进一步研究，因为，史学界对于古代社会断代的一般观点是认为：原始社会在五千年前已经瓦解或者由母系家族发展为父系家族（比如古羌人的氏族和古夷人的原始公社），而夏代距今大概只有四千多年。
